张苏青保外就医后的情况，远比任悦想象中更糟。癌细胞疯狂地侵蚀着她仅剩的生命，将她折磨得不成人形。
大多数时候，她都昏睡着，偶尔清醒，眼神也是涣散的，认不出人。
任悦能做的，就是在有限的探视时间里，守在病床边，用棉签蘸水湿润母亲干裂的嘴唇，或者一遍遍擦拭那浮肿却依旧冰凉的手脚。
她签署了一张又一张知情同意书，眼睁睁看着各种仪器和药物延缓着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。
每一次探视结束，走出病房，她都像被抽空了一半力气，仿佛末日随时会降临。
她已经理解，那些多年来始终坚持维权，并把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人员绳之以法的病人家属心中的执念。
光是眼睁睁看着至亲在病痛中煎熬，便已是一次足以摧毁意志的折磨；如果连最后的离去都不明不白，那将是一记彻底的重击。
这样的打击，有些人或许能苟延残喘地撑过，却再也难以真正走出阴影。
比如，罗翊琛的父亲。
那之后，他几乎把全部的生命都耗在维权的路上，像是在和世界做一场孤注一掷的对抗。
还有那个年纪轻轻，就失去双亲的罗翊琛。
任悦无法想象，也不敢细想。
那些病人家属，是怎样一遍遍地复习、重演这些早已结痂的伤口；而罗翊琛，又是如何一次次逼迫自己，承受那不堪回首的记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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