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是深山更深处，
也应无计避征徭。
意思是以往没有收成时，百姓会到相邻地区逃荒，但现在四处闹饥荒，没有一处可以投靠，百姓只好坐守乡里，等着饿死沟壑。之前那些免征的税，即使要征收也实无可征。然而，各州县还打着要向朝廷进贡和向三司上交钱款的旗号，继续加紧督促百姓交税，动不动就对百姓棍棒相加。老百姓即便拆屋伐木、卖儿鬻女，所得的钱也只能供吏卒们当酒食费用，根本交不到国库。有的地方除了租税外，还有其他各类徭役。朝廷如果再不抚恤救济，百姓实在没有生路了。
唐懿宗崇信佛教，不顾当时民生艰难，大肆铺张浪费，效仿宪宗到法门寺迎佛骨，“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，道路车马，昼夜不绝”对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农民起义，唐懿宗无能为力。
关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原因，南北朝的罗研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：要是能让老百姓家里有五只鸡、一头母猪，睡觉有床被，锅里有饭吃，就算有苏秦、张仪这样的谋士来煽动，韩信、白起这样的名将来指挥，也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盗贼。
总归无论是裘甫起义、庞勋起义，还是后来的王仙芝、黄巢起义，都发生在唐代农民生存环境空前恶劣的时期。当时农民主要面临两大危机：
一是土地问题。自均田制破坏、两税制推行之后，唐朝的土地兼并问题长期得不到抑制，到唐朝末年，大量农民失去土地、沦为流民，地主土地集中、不断兼并，贫富分化极为严重，以至“富者有连叶之田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
二是自然灾害。当时经济富庶的山东、河南一带遭遇连年的水灾、旱灾和蝗灾等天灾，而各地政府无力赈灾、欺上瞒下，百姓流离失所、无处容身。
走投无路的农民有了聚众起义的理由，那么谁会作为起义军的领袖，他又如何能够走上这个激荡的历史舞台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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